在1938年9月的延安，毛泽东正在准备一份关于抗战形势的报告。在这一时期，中国正面临着艰巨的抗战任务，敌后抗战尚未形成系统化的格局，党内对于“抗战的方式、依靠的力量以及决策主体”的认识并未达成一致。这不仅是理论上的争论，更关乎实际斗争的战略选择。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共两党重归合作，但国民党作为名义上全国政权的掌舵者，拥有较为强大的正规军，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中国抗战应依托南京政权。值得注意的是，共产国际也强调统一战线的重要性，期望中共避免与国民党发生直接冲突。然而，统一战线的建立并不意味着放弃中共自身的政治判断能力。
1937年底，王明自莫斯科归国，带回了更加强调服从统一战线的主张，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论述。这种理论在形式上看似重视合作，实则可能将中共的军队和组织置于被动地位。周恩来等领导人迅速意识到王明的思路与延安及各抗日根据地的实际情况之间存在显著差异。随着日军占领更多城市，国民党军队不断调整部署，敌后地区反而成为中共动员群众、建立武装的有利空间。在此背景下，若无独立判断，八路军和新四军难以在敌后扎稳根基。
毛泽东关注的正是这一“站稳”的问题。1938年春，中央派任弼时前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直陈中国抗战的实情。他没有仅停留在党内分歧上，而是全面汇报了敌后斗争、部队发展和国共合作中的具体矛盾。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对中共中央在中国问题上的判断表示肯定。此后，王稼祥将相关意见带回延安，为中央争取了更大的政策空间，从而召开的全会成为当务之急。 球友直播官网
中共第六届六中全会于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在延安召开。此次会议为期一个多月，参与者不仅包括中央领导人，还涵盖来自各抗日前线的负责人员。与遵义会议相比，六届六中全会面临着更为复杂的局面，既包括抗战与统一战线的战略考量，也涉及武装发展与国际关系的交织。会上，毛泽东作了重要报告，系统阐述了中国抗战的长期性与复杂性，强调不能直接照搬外部经验，亦不能将外国指示视为处理中国问题的现成答案。他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以真正指导斗争。
在会议中，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对中共中央的肯定。六中全会进一步巩固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地位，推动全党在政治路线和军事方针上形成更为明确的共识。针对是否继续坚持统一战线的发问，毛泽东明确指出：“要坚持，但不能失去自己的立场。”这种分歧的实质在于，决策的关键在于能否保存根据地、发展部队，以及在战争中获取主动。
六届六中全会还对中央与各地的组织关系进行了调整，强化了中央对地方和前线工作的指挥。长江局等机构的工作方式发生变更，新型工作安排逐步建立，使得在武汉失守后，党在华中和华南的工作不再仅依赖临时判断，而纳入了明确的整体部署。值得注意的是，六中全会并没有简单否定国际方面的意见，而是以更为细致的方式处理国际援助与经验的问题，强调中国革命的路线必须由中国共产党结合实际情况自主决策。 球友直播官网
相较于遵义会议以解决军事失利和长征危局为核心，六届六中全会关注的是抗战展开后的长期布局，前者侧重回答“往哪里走”，而后者则进一步探讨“如何走、依靠什么、由谁做出判断”。毛泽东将这两次会议联系起来，正是因为两者承担的任务不同：遵义会议实现了重要的调整，而六届六中全会则将已有的正确方向扩展为全党的政治、军事及组织路线。
会议后，敌后抗战得到大规模发展，八路军和新四军在华北和华中不断扩大活动范围，逐步建立根据地，群众工作与政权建设相互配合。中共不再只是被动配合正面战场，而是在敌后形成了持续作战的能力。王明的影响因而逐步减弱，其主张将外部经验直接套用到中国现实的方式已无法解释敌后抗战的实际变化。六中全会将党内的分歧归结为路线、方法和实践效果，而非个人恩怨。这次会议的深远影响恰恰体现在对抗战策略的根本判断上：抗战应依靠群众，统一战线必须掌握主动权，军事力量必须扎根敌后，理论必须经过实践检验。1938年的延安，因而完成了一次具有深远意义的政治定向。